想到吃饭这件事，大概还是几周前，在看一个叫作《Family Dinner, Enduring Companionship》的一个剧的时候。 那时候我借着出差的由头，在外面漂泊了快半个月，刚回到西雅图。天气比三月底我走的那阵暖和了许多，樱花已经没有了，路边枝头的新绿却多了不少，阳光也比两周之前的冬天更慷慨了一些。剧场那边有朋友用自己写的剧本参加了一个 UW 的 new works festival，自己拉的剧组，演自己的东西，大概二三十分钟的长度。当我们走到 Hutchinson Hall 的时候，才意识到像她那样的剧，这 festival 里还有好多个。都散落在整个周六下午的每个时段，各自占据或是躲在这栋 School of Drama 楼里的各个角落。我也是看完朋友的剧之后，一边看着像藏宝图一样的 program，推门走进了这个住着《Family Dinner》的房间。
和那个下午看的别的剧不一样的是，《Family Dinner》并没有泾渭分明的舞台边界，没有 stage manager，没有 board operator， 没有跟舞台这个概念相关的任何角色，甚至自己一度怀疑整个演出都没有表演者。房间的四周靠墙整整齐齐摆了一整排的椅子，中间是一个长长的餐桌，上面有几块并不连贯甚至不搭的白布盖在上面，虽很简陋，但很难让人不联想到耶稣最后的晚餐里的那个同款长桌。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个吉米页一样的长卷发的男子背对着门口，站在餐桌前。他面前有几个皱皱的纸袋。十分钟之后，墙边的椅子几乎都坐满了观众，他在这时才慢慢把手伸进纸袋，从里面缓缓拿出了两三种硬硬的面包片。
应该是演出快开始了吧，他招呼我们把椅子搬过来，围着餐桌，说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吃饭了。然后继续伸手，从纸袋里拿出更多的东西。切了一半的黄油，瓶盖被拧开过的果酱，一次性的塑料刀叉，还有一碟纸盘。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声音，让我不要离餐桌太近。
他一边跟到场的观众解释今天这里会发生什么，一边把纸盘分给四周的观众。他说一会儿我们每个人会拿到一片面包，大家会一起吃饭。我们会这样坐在一起，用九口，吃完我们各自的面包，一起分享我们共同的晚餐。我那时候开始有点不太舒服了。我没有去拿面包，我甚至都没有拿递到自己面前的纸盘。
那个吉米页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一摞稿子，开始坐在观众中间，慢慢念了起来。Family dinner 这个事似乎从来都和 companionship 的概念共生共存的。他跟大家讲起了 companionship 的词源学，这个词是怎么从别的更古老的语言里演化来的，里面的词根各自是什么意思。尽管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脑子里只出现了各任 doctor who 和他们的旅伴。突然吉米页停了下来，让大家现在咬下第一口。整个房间里回荡着面包碎屑的香气和咀嚼的声音。我有点感觉到背在流汗，肚子怪怪的，像是胃痉挛。
第二口好像是跟家庭有关。这个吉米页也来自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爸爸每天无论多忙，都会准时为家里准备好一桌晚餐。他说自己家里并不富裕，也吃不到什么昂贵的或是异域的菜，但他爸爸总会变戏法一样地把同样的枯燥的食材，做成披萨，做成咖喱，做成汤，做成来自世界任意一个角落的食物。尽管大家此时，盘子里只有跟刚才一样的面包。
要吃第三口之前，吉米页提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他说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学生时代大家总是一起下课，一起去吃饭。在他的描述中，美国这边的小孩蛮多都和他一样，是从家里带的午餐，每家每户各不一样。大家坐在一起，交换各自的食物，像是吃百家饭的孩子，被整个小镇的家庭喂养。大概也是在这一口的时候，我意识到，好像自己的学生时代并不是这样的。
我总一个人吃饭。好像也不是刻意地躲着谁，或者害怕和别的小朋友待在一起。但好像就跟刚刚演出之前，脑子里的那个声音说，让我不要离餐桌太近一样，当时脑子里总有个念头，想说等大家吃完了再去。这个借口自然是无懈可击。中学的时候大家一下课都冲去食堂，即便挤着排队，也要吃上新鲜热乎的有选择的饭菜。但我好像不那么饿，不愿意去挤着排队，对剩下没什么选择的菜也不那么在乎，热一点冷一点好像也不那么介意。当初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么爱留下来挠头思考解到一半的数学题，还是用小镇做题家这样没人会怀疑的人设来逃避什么别的事情，反正大家很快就习惯教室里总是有人没那么着急去吃饭。去得晚，大家都吃完了，自然也没有太多的人坐在旁边，自己也挺轻松的。跟我独处的只有面前的饭，没有太多杂乱的声音。不像现在，房间里除了你和面前的面包，还有另外几十个跟你一样捧着面包的人。
这样的好习惯好像一直被我带出了学校，带到了别的地方。毕业之后上班的时候，我中午也用各种理由，打发同事，让他们自己先去吃，不用等我。昨晚看球没睡好，手上的项目没弄完，中午要去银行办点事，甚至是拉肚子了。让大家习惯中午吃饭的时候少一个人其实还蛮容易的。
当吉米页跟房间里的大家一起咬下第三口的时候，我在想啊，要是如果小学的时候不是把午饭端到每个教室，让小朋友们规规矩矩在座位上，一起打饭一起吃的话，说不定自己 dine alone 的好习惯从更小的时候就开始成型了。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一动不动，安静地瘫在椅子里，但却能听到心脏咚咚咚越跳越快的声音。
接下来是第四口第五口第六口。吉米页让大家站起来，换个地方坐，换到之前没去过的地方，看一看周围没见过的人。大家重新坐下之后，他开始拿出黄油和果酱，让大家试试和小麦不一样的味道。
这不是自己心脏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状况了。第一次出现是年初从重庆飞新加坡的前一晚。那天下午阿朱约我出来喝茶，期间她问到我爸爸的事。那段时间我大概一直在跟不同的人讲述同样的一段话，说得都有点疲惫了。但那天下午，我感觉有点不舒服。说话越来越气声，呼吸越来越小口但急促。我端详了好久手中的茶杯，总觉得是咖啡因搅得我心神不宁。但回去的时候发现好像并不只是说话和呼吸，自己走路的步伐也没办法迈得很大。那天晚上家里人在外公外婆楼下的小饭馆点了一桌家常菜为我送行，我只顾着一口一口地吃饭，他们说的话我也没太听清。
我身上另外一个难得的技能是干呕。它能准确地让我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具体是头痛，胃痉挛，还是紧张，抑或冒冷汗，它或许没法指名道姓地告诉我。但至少不断的干呕能让我很清楚地意识到 something in the way。那天晚上跟妈妈回去之后，我收了一晚上行李，也干呕了一晚上。
妈妈自然是会很担心啦。她让我下了飞机，弄好签证那边的事情之后，就去医院看一下。让她放心，也让我自己放心。下午四点左右我站到了 SGH 的急诊门口。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是刚工作不久，那还是我第一次急性腰椎间盘突出的那晚，骆驼陪我在急诊门口等了四个多小时，半夜的时候才看上的医生。但这次并没有等那么久。可能两三分钟后，我被招呼进去做心电图，然后被护士温柔地按在病床上。她们解锁了病床底下的滑轮，把我推了出去。在穿过一扇又一扇门之后，我终于被停在了另外的几个病床旁边。在确认护士走远之后，我坐起来，看到了远处护士台上写着的 critical care 的字样。那个房间里的环境和我爸最后那段时间住的 ICU 很像，旁边挤满了各种一直滴滴滴吵闹的仪器和急匆匆走来走去的护士，身旁躺满了和自己一样眼神空洞的茫然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感觉和在餐桌旁很像，尽管此刻身边是跟吉米页一起咬下第七口面包的那些人。
在拍了胸片，检查了肌肉力量和神经，抽了不知道多少血，还重新用另外两个不同的一起验算了心电图，并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医生走到我病床前，告诉我说没检查出来任何的异常。各项指标显示我的身体机能都很正常，甚至是健康。但与此同时，他也能分明看到我频繁起伏的胸腔和发紫的嘴唇。这让我想到《如梦之梦》开头在台北病房的那几场戏，五号病人持续高烧数日，可医生面对完全正常的检验报告束手无策。最后五号让她带一根蜡烛，晚上再来。在病床前听他说故事，一起呼气，一起吸气，和蜡烛另一边的人做自他交换。想到这段的时候，站在我面前的医生忽然打岔，问我最近生活里有没有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他怀疑我的症状并不是来自于身体，有可能跟精神或心理有关。可能有蛮多的东西，确确实实地存在，尽管在试管里面无迹可寻。
那天傍晚大概七点多，我就出院了。子赫在急诊门口等我，陪我一起去拿了一些医生开的无关痛痒的止痛药。我们一边走一边找晚饭吃的路上，他跟我提到他别的朋友之前经历的相似的事情。说他有个朋友去马来西亚还是哪里玩的时候，突然身上很痛。当地也没有什么大医院，就只有一些半夜还开着的小诊所。当医生看到他的时候，疼痛已经缓解了大半。但他依旧对自己这样毫无预兆的疼痛忧心忡忡。那个医生大概检查了一下，就让他回去休息，忘掉这个事。他听后还挺愤愤不平的，想问个究竟。然后医生说，你就当作在家里走着突然撞倒了桌角吧。撞到的时候会很疼很疼，但过一会儿就会好的。你也不会深究为什么会撞上桌角，撞上了就撞上了，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没那么多为什么。子赫一边吃着清炒豆苗一边跟我说了这些话。那天回酒店的时候我走路还有些喘，但过了两天就好多了。
但这些古怪的事情并没有就此过去。第二个周末，在我要从东京回西雅图的前夜，我又去了一次急诊，只不过这次是在港区芝公园旁边。在那天上午，可能就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自己身上突然从皮肤底下长了一个鹌鹑蛋大小的包。硬硬的，但并不太痛。他们给我抽完血做完核磁共振之后，说了和我在新加坡的 critical care 听到的一样的话：没查出什么异常。医生断言是发炎了，给我开了三五天的抗生素，说五天之内肯定会好的。
事实上五天之后并没有好。不只是五天之后，甚至五周之后都没完全好。但到二月底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接受这些不可解释的状况了。包并没有完全消下去，但我也并没有那么担心了。我觉得，总会好的吧。结果三月初从伊斯坦布尔回来不久，包就莫名其妙的痊愈了。
但心脏的状况并没有这么快消失。后面又三番五次地回来找我。三月中有一周都不太好，三月底出差前那个周末，在剧场见到 Tina 的时候，她见我第一句就是，你嘴唇怎么是紫色的。幸运的是在整个漂泊的两周里，心脏都还算待我不错，直到我重新回到西雅图之后，这个问题才重新找到我，陪着我看到四月的天气变暖，樱花落去，新绿盎然，阳光普照。陪着我走进了 Hutchinson Hall 的剧场里，陪我走到了《Family Dinner》的餐桌旁。尽管我在咬第八口面包的人群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第八口和之前不同的是，它不是每个人自己咬下去的。准确地说，吉米页让每个人重新抹上黄油或者果酱，找到自己身旁的另一个人，相互喂对方吃下去的。在观看整个剧的过程中，我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剧，同时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想参与其中。我就看着身旁的大家，互相喂对方吃面包时专注且喜悦的神情。
在出差到伦敦的第二天，那是一个周六，我和老陈相约从帕丁顿一起坐火车去牛津转转。在车上，老陈也问起了我爸爸的事。她一边听，一边望着窗外喝水。在过了雷丁站之后，她跟我讲述起了她外公的故事。她外公是在新冠的时候去世的。那段时间她外公的状态突然非常不好了，很可能撑不到她飞回去并隔离结束。她妈妈去看她外公的时候，问想吃什么东西啊，下次看他的时候带过来。她外公把她妈妈拉到跟前，贴着她妈妈的耳朵说，自己想赶紧结束这一切。她说她外公年轻的时候是个非常能干非常了不起的人，而这样的人往往会有着更强烈的自尊。很快她妈妈有一天把家里人都喊了过来，她挂着微信视频，也出现在病房的一个角落里。人到齐了之后，她妈妈上前跟她外公说了一声。然后她外公起身，自己取下了氧气面罩，自己伸手关上了氧气罐。
老陈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眼睛还是看车窗外，也不知道她是在说给我听，还是说给她自己听。尽管她从头到尾说得都很平静，但我过了很久都没办法忘记这个画面。我在想，如果躺在那里的那个人是我的话，自己是否有勇气做同样的动作。我想了一会儿，觉得我应该不会躺在那里。我可能在自己的最后时刻，不希望旁边有人看到。就像在学校吃饭一样，我一直是 dine alone，可能潜意识里，我也希望能够 die alone。最好是前一刻，大家还知道我活着，中间一晃神，过了一阵，下一次大家注意到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终于来到最后一口了。在中途吉米页早就把他的稿子分发出去给了别人。不同的观众拿着稿件，依次读完了剩下的内容。最后一口是给自己的。没有太多的 companionship，没有 family dinner，没有学生时代，也没有黄油和果酱。大家默契地咬下最后的一口。
这个剧的结尾和那天下午看的别的演出也不太一样。准确地说，根本没有什么结尾。大家吃完最后一小口面包之后，各自起身，离开了那个房间。
前两天我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在上高速的匝道上，迎面突然冲出来一只野兔。我来不及避让，径直开了过去。我仿佛听到了兔子撞在前保险杠上的声音。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是这只兔子。无数的诅咒、厄运、和鬼怪故事闪过我的脑海。到车库之后我下来看，发现前保险杠上并没有看到任何撞到的痕迹。没有想象中的血迹，没有任何东西，就像当初看着我脸色发白嘴唇发紫的医生在检查报告上找不出任何的异常一样。
在上电梯的时候我心想，其实可能并没有撞上那只兔子，听到的撞击声只是脑子杜撰出来的。或者可能自己下班眼花了，根本就没有那只兔子。也可能真的有吧，但撞到就撞到了，没留下痕迹也没什么。就像大腿撞到桌角后，第二天也没有任何痕迹一样。
走出电梯之后，我掏出了钥匙，打开了门。
我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