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看《人民公敌》还是十年前，在新加坡看的九年剧场排的版本。我觉得易卜生这个文本给我带来的触动比十年前没有减弱，反而在后疫情时期的语境下，有更具体更有时效性。Jeremy Strong 今年在纽约演了本剧，Matt Smith 今年在伦敦也演了，明年春天西雅图 ACT 也会排演这个剧本。仿佛这个一百多年前的现实主义文本，这个十九世纪末在挪威小镇发生的故事，还和当今这个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和社会有关。当时的现实，一定程度上也是现在的现实。
这次纽约这版有太多值得夸的了，比如四面台。一开始我以为只是给观众一个更全面窥探的演员的视角。十九世纪末的现实主义是透过第四面墙旁观舞台的，可能现在这样的窥探或审视变得更加全方位了。但显然这个设计的意图不单于此。
四面台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一种参与感。坐在四周的观众不仅仅是一个冷静旁观的局外人，反而赋予了观众另一层身份：这个小镇的民众，真正的大多数。
我很喜欢的另一个设计是中场那段。演员们邀请观众来舞台上喝酒，大家举杯聊天，和任何一场party别无二致。在还有观众坐在舞台上的时候，下半场悄然开始了。Stockmann 站上倒酒的吧台上，如期开始了他对公众吐露真相的演讲。他虽高高站在台上，但孤立无援；他向四面的观众振臂疾呼，可座位上的我们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当然出于剧场礼节我们也应该默不作声）。在那个时候拿着酒杯的我意识到我不太能在这样的遥远的窥探中保持旁观的冷静，没法把自己从这个情景里摘干净。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你我面前。经历过疫情的大家也当然知道这样的事情曾就发生在你我面前。
再补一句，Jeremy Strong真是一个好演员。文本里的 Stockmann 是笃定甚至执拗的，他在这之上又多了一层善良的脆弱。在第一幕时他的声音是柔软，他的台词在市长的声如洪钟面前，甚至有点含混不清。这样的柔软合理化了他的很多别的行为，比如为人慷慨，比如面对公共危机时溢于言表的着急。同时这样的脆弱更能显得他后面成为众矢之的时大声疾呼的真挚和绝望。
当然剧的结尾，在众叛亲离一无所有之后，Stockmann 依旧选择相信未来相信民众。就像电影曼哈顿的结尾，Tracy 望着沮丧的伍迪艾伦，说出的那句 have little faith in people 一样。
